中国女权运动是如何跑偏的,简述女权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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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。多数国家中,女权都理应存在,并为性别平等发声、抗争。
性别歧视是当今社会无法回避的话题,无论男女,都应承认。各个国家的女性权益与性别平等现状差别很大,在我国,女权更是近几年最热门且富争议性话题。
2008年,中国的性别排行为57,而后连跌11年,在最新的2020年全球性别报告中,直接降到106名。
当然,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了这份榜单所用数据包含虚假成分,排名不足为信。
但有许多女权主义者却认为榜单确凿无误。可是,中国民间女权热潮从2010后开始,闹了近十年,排名何以不增反降?
如果女权主义者相信这份榜单,就相当于变相承认中国女权这么多年来,一事无成。
中国女权现状,简言概括——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
别急,听我把话说完。
当代女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、有学识的女性,脚踏实地地推动女性权益的发展,为女性发声,乃至抗争。
学院派重理论,影响力不足;行动派沉溺于「行为艺术」的形式;社会名流只对具体现象发片只言片语的评论,既不成体系,又未及本质。
而网上所说的「田园女权」则更是在绑架了真正的女权,使女权这个词逐渐污名化。
新中国初期
很多人不知道,新中国成立初期,在性别平等方面,曾被西方女权主义者大加赞许。
在「妇女能顶半边天」的号召下,妇女的受教育机会、参政机会、工作机会都得到显著改善。甚至衍生了专门的刊物和社会组织。
以受教育程度说,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,1949年以前,我国90%妇女为文盲。建国后数年,我国妇女识字率就显著提高。这个成就,必须肯定。
可能很多人更不知道,两性平等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宣传内容。这很容易理解,因为平等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。没有平等,生产力的发展只能强化资本家的实力。
女权主义在早期与社会主义甚至存在「联盟」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培培尔发表过《女权与社会主义》,英国的女权运动曾与工党结盟。
回到中国,彼时的女权,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抹杀、黑化女性追求美的选择自由。
比如,涂口红是搔首弄姿,为的是勾引男人;穿漂亮衣服是搞小资产阶级的奢靡之风。
所以,当时的性别平等,在某种程度上,也在抹杀性别。
同时,农村女婴的生存状况也难以忽视。
由上而下,缺乏群众基础
中国女权运动,从开始就存在一个问题——自上而下,缺乏群众基础。
沈奕斐在《女性主义在中国——代表人物、争论和战略的分析》中,一开篇就谈到了这个问题。
将女权推到民国时期,依然是由上而下的倡导,而非由下而上的女性自觉觉醒。
连「妇联」也是「政府的非政府组织」。
可能有人要说,总要有先觉者来把「沉睡」的女性唤醒,如果在旧传统、旧制度下,女性可能永远也无法自觉觉醒。
这话不假,社会总需要先觉者。
但我们要知道,先觉者若是生在了错误的时代,坏的情况下,他们很可能成为殉难者;好的情况下,他们的声音也会被埋没。
我们以西方为例,英国早在19世纪就有女权运动,但一直不成气候。英国女性并没有被那些先觉者唤醒。
直到1918年,英国才对妇女逐步开放投票权。原因何在?
战争。
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,国家的男性大多被征召入伍去打仗,战死者不计其数。西方各国为了保证后方生产、补给速度,开始大量吸纳妇女进入工厂参与社会劳动。1917年开始,英法俄也陆续征召女兵。
据观察者网,在那次全民动员中,英国150万女性是第一次在社会上工作,75万女人做原先由男人完成的工作,35万女人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工作。德国,有500万女人成为劳动力,女工在总劳动力中的比率由35%提高到55%。美军中服役的女性,能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待遇。
极端女权者也许要说,男人不够了,又拿我们女人来当苦力。
但是,在现代社会,一切权利都与义务挂钩。正是由于欧洲女性为战争和社会做出的杰出贡献,才促使了各国陆续开放女性参政议政的权利。
有钱的「娜拉」也未必能摆脱玩偶的束缚
战争只是一个极端情况,没必要复制。
今日中国,女性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早已不容小觑,按说群众基础已经有了,但为什么女性还是备受歧视呢?
鲁迅论中国女权,最著名的文章是《娜拉走后怎样?》。
这篇文章以易卜生戏剧《玩偶之家》为发散。易卜生只写了觉醒的娜拉离开男权家庭,但并没有说她走后会怎样。
在鲁迅看来,娜拉走后,无非两条路:要么回来,要么堕落。
原因在于,那个年代,女性在社会环境中太过艰难,难以独立生存——「钱是重要的」。没有工作没有钱,娜拉想要活下去,要么就是来到另一个「玩偶之家」,要么就是堕落为娼妇。
不过,如果鲁迅只能想到「钱」这一步,那就不是鲁迅了。
「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,就不是傀儡了么?也还是傀儡。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,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。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,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,就是男人和男人,女人和女人,也相互地作傀儡,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,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。」
所以,鲁迅将根因归结到传统道德观念与旧制度、旧思想。
《第二性》
所谓「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」。获利,是人甚至所有生物行为的最根本驱动力。
个体间维持关系平衡的基础是彼此「获利」机会达成均等。但这种理想情况,现实几乎不会发生。
被许多女性主义者视为偶像的波伏娃曾写了一本《第二性》,这本书也被誉为女权主义的「圣经」。
于是,所有女权主义者都开始以此为主,强调社会文化在刻意调教女性成为女性,并人为贴上「温柔」、「贤惠」等标签。
我认为,这种现象的确存在。但女权主义者以此为基础论点,实际上是本末倒置,也曲解了波伏娃的原意。
首先我们要弄懂,是先有的社会关系,才有了社会文化。
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后,先有了男性压迫女性的社会关系,随后才衍生出一套道德、价值和社会理论,用以将这种压迫行为合理化、合法化。
所以,女权主义者要做的是确立新型社会关系,而不是先企图制造一种社会文化。当新型社会关系、男女关系足够强大、牢固,与之配套的社会文化才能站住脚、被接纳,否则就是无根之木,难以维系。仅仅谴责就有社会价值,并没有实际用处。
实际上,把波伏娃的《第二性》只看成一部女权主义著作,实在窄化原著表达的内容。
女权主义只是《第二性》的外壳,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,这部书实际上是在探讨主体与他者的关系。女性在社会上犹如他者,被排斥、被塑造,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因是男性的主导地位。因为这主导地位,才生出了一套利于男性的社会价值。而今中国女权主义者试图通过批判这种社会价值来达到平等地位,是治标不治本,因为无论你如何批判它,只要男性主导地位不变,就会有新的价值体系出现,结果无非是新瓶装旧酒。
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并行
两套价值观念并行是中国现状。
这符合中国文人传统,得意时求「儒」,失意时求「道」,幻灭时求「佛」。只要于我有用,能安慰我,就取用。
以婚恋为例,很多人一面赞扬婚恋自由,一面又在心里给「父母之命」留个位置;一面宣扬性别平等,一面在包藏着「买老婆」、「卖女儿」的心理;操持着现代婚礼,计算着彩礼、嫁妆。
田园女权之所以惹人生厌,问题就出在她们想同时从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中套利,同时却只愿承担现代价值的义务。
极端者,甚至任何义务也不愿承担,一旦碰壁就以「生育能力」为说辞。
田园女权认为男性享有「性别红利」,但一切权利都有与之相应的义务。一旦一个享有「性别红利」的男性没有承担应有的义务(产生更大的价值),他就会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。
「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,他,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,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,不过这又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;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;每一种事物都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道路;她不是被要求奋发向上,走自己的路,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,就可以到达极乐的天堂。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,已经为时太晚,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。」——波伏娃
许多女性却并不关心男性的「艰苦道路」,只惦念着道路终点的福利。要知道,许多男性也是被塑造的,他们原也不想踏上这条路。
诚如波伏娃所言,女性,先要学会抗拒诱惑,其次就是要做好艰苦道路的心理准备。平等,不是说出来的,而是艰苦争取来的。
沉溺抱怨,缺乏逻辑
奴隶永远不可能通过抱怨和卖惨改变奴隶们的命运。
女性不是奴隶,但道理是一样的,想要平等,只有斗争。推行性别平等相关法律。
有人说,这太难了,企业里的性别歧视难以消除。
可是,抱怨就更没用了。西方女性在职场上,也是通过一次又一次通过法律与性别歧视作斗争。
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,我国女权,缺少脚踏实地的实干主义与无畏精神。这世界上可有任何毫无风险、无需牺牲的斗争?没有。
可即便是那些抱怨,也常常缺乏逻辑,比如:
这位女生试图说明,「他们」这个词包含着男性至上的意味,但她的论说缺乏逻辑。
我国将「她」准确定义为女性代词由民国刘半农畅行,为的是引入西方he,she的差别。西方they没有性别含义。而中国上千年来,「他」只是人称代词,并不特指男性,男女皆可使用,「他们」自然也是如此。
照这个女生的逻辑,民国以前,「他」没有性别特指,那么当古人说「他们」时就不包含男性至上的意味吗?显然不是!
2013年,西安女青年走上街头,呼吁停止「绿茶婊」、「黑木耳」这样羞辱女性的词汇,她们认为,社会上羞辱女性的词汇实在太多。
社会上有「拜金女」、「黑木耳」、「女汉子」、「圣母婊」,就会有「死肥宅」、「金针菇」、「娘娘腔」、「直男癌」。
女性可以说「装逼」隐含侮辱女性,男性就可以说「屌爆」隐含侮辱男性。
这样的争论没有意义,也根本无法改变男女关系。
消费主义入场
人的堕落,从「自我物化」开始。
改革开放后,市场经济下的物质崇拜、消费文化,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。
在以咪蒙为主的知名写手的宣传下,女权主义渐渐变质,被消费主义消解、绑架。
女性当然有选择变美的权利,但同样应该警惕商家强化的「女性—美丽」这一烙印。
细心观察就会发现,这些将「消费」与「女权」强行挂钩的的文章末尾,一般都会有一个广告页面。
人有追求物质的权利,女性也是如此,但这与女权无关,或者说这不是女权的特例。
一些田园女权者,以「女性青春无价」为由头,将其视作资本,用以套利,实际上走的正是女权的反面——自我物化,自我贩卖。
以生育能力为底价,进而向社会索取,这是变相把自己当成「行走的子宫」,甚至有滑向生殖崇拜的苗头。
不少女网红以视频形式宣扬自己在家中的地位,用以取悦女性观众,实际是消费女权主义。不论视频内容真假,这些人其实就是鲁迅口中的,「奴隶革命是为了当奴隶主」。
境外势力渗透
2019年,绵阳网警在网上发文称,打击极端主义,其中就包括了女权、动物保护、环境保护等相关问题。
其中有些组织长期接受外国资助,制造话题,已经引起官方注意。
中国伪女权主义者勾结境外势力已不是新闻。
在2017年,就有人曾爆料国内如女权之声等自媒体长期受国外「某特基金会」的长期资助,用以运营、制造热点、挑起国内矛盾。
只要是可能存在的矛盾,就要去挑,大到政治、阶级,小到街里巷文。
更早的2015年,国内某女士(可搜女权五姐妹了解)试图发起一场反对公交车性骚扰的活动,但被警方拘押,理由是怀疑她与国外势力勾结。
按该女士自己的说法,当警察向她所要手机时,她趁机删除了微信聊天记录。
这名女士在学生时代就发起过未登记的游行活动,曾组织过著名的「带血的婚纱」、「占领男厕」、「剃光头」等活动。曾经得到官方积极响应,这些活动也确实有意义。
但是,当她渐渐有了名气,也就开始有组织试图利用她。
你说巧不巧,这女士一被拘押,BBC立刻报道了这个事件,并谴责中国女权问题,随后她又参与了美国和英国的关于女权的讨论会。
官方没有解释,所以,我们也不能判定她到底有没有境外势力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她的行为已经为西方媒体提供了一个素材,足以编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。
在绵阳网警和《中国妇女报》的联合调查下,他们发现:
在微博中,海外和未标注地区的人在讨论女权问题的平均值很低,可对某一具体现象的讨论值却高得离谱。
浅色为单条微博讨论值,深色为平均值 与其他地区平均值高,但单条微博讨论值低相比,完全不合常理。
由此推定,这些用户是有指向性地炒热某一个关于女权的话题,而非真的关注女权本身。
我身边不止一个女性说过,她们无法理解网上一些极端女权者的言论。这很正常,因为这些人的本质目的就是要制造惹眼的标题,炒作性别矛盾,消费群众焦虑。
由此,在学院派声音微弱、被极端者的声音掩盖,立法不够完善;普通女性怯于斗争、止步于抱怨,并被消费文化消解;在双重价值体系下企图套利的田园女权和境外势力的干预下,中国女权道路越走越偏,越走越极端,却没有真正形成积极效果。掩盖、替代了真正的女权主义。
或许,以上就是中国女权跑偏的部分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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